江阴银行在为可转债高比例转股作准备，而这家银行面临的困境，较为普遍。

　　1月12日，江阴银行发布公告称，近日该行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无锡监管分局相关批复，核准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水务”）股东资格，同意江南水务自批复之日起六个月内增持江阴银行股票，增持完成后持有该行5%—10%（不含本数）的股份。

　　若后续江南水务增持该行股票占股比例顺利突破5%，将成为江阴银行第一大股东。

　　就在几日前，该行刚公布了江南水务增持该行可转债比例达到20%的公告，后者表示将会在转股期内进行转股，还推出了今年A股首份银行高管增持计划，披露了该行高管等成员拟通过购买可转债并进行转股的方式增持该行股份。

　　此时发起高管和机构增持可转债，或与其“江银转债”即将面临转债期满而转股率过低有关。记者从江阴银行相关人士处获悉，江南水务的购买可转债的行动还未结束。

　　银行可转债只有完成转股才能直接补充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否则发行方必须兑付到期本息。记者梳理，于2024年到期的上市银行可转债共有四只，转股率普遍不高。与江阴银行一样，无锡银行可转债也即将于1月底摘牌，但是转股率只有2.64%。

　　在不足20天的时间，两家银行如何扭转局面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

　　令市场关注的是，后续江南水务对“江银转债”的增持转股，或将上演2023年中国华融对光大银行可转债“光大转债”摘牌前夕“救场”的一幕。面对同样迫切又难以完成的任务，无锡银行又将引入哪一家机构来“救场”？在普遍“破净”行情下，这是否会成为后续银行可转债退出的主流方式？

　　或引入国资系第一大股东

　　江阴银行是全国三家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于2001年正式成立，其前身为江阴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并于2016年9月成功登陆A股，成为了全国首家登陆A股市场的农商银行。

　　继在A股IPO两年后，江阴银行又完成一笔再融资业务。2018年1月26日，该行成功发行20亿元规模的“江银转债”，期限为6年（自2018年1月26日至2024年1月26日）。

　　而两周后，“江银转债”即将期满。最新披露数据是，截至2023年12月29日，尚未转股的“江银转债”金额还有17.58亿元，占发行总量的87.89%。

　　对比之下，该行的转股率远远低于此前银行可转债摘牌时的转股率数据。自2003年至今，历史上的银行可转债退出方式多是在行情刺激下，触发赎回机制，实现高比例转股。除了“光大转债”转股率为7成外，其余银行可转债转股率均达到了99%以上。

　　为提振市场信心，目前江阴银行不仅积极动员董高监、骨干成员，还拟引进当地国资系股东。

　　根据江阴银行1月5日披露的公告，董高监、骨干成员等增持主体包括董事长宋萍，以及行长、监事长、副行长等人员，此外还有分支行的“一把手”，共计14名人员。上述增持主体除了从二级市场增持该行股票，还可购买可转债并进行转股的方式增持股票，额度上共计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不高于2000 万元人民币。

　　此外，江阴银行曾于2023年11月9日发布公告称，江南水务拟购买该行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拟在转股期内实施转股成为该行股东。江南水务亦在11月份披露，公司拟以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购买“江银转债”，具体购买金额以实际结果为准。

　　根据最新的数据，当前江南水务持有“江银转债”的占比已超过二成。当前“江银转债”的溢价率在15%上下，江南水务不惜将高于二级市场的价格转股为江阴银行股票，或与其“救场”，并成为该行的大股东有关。

　　记者从江阴银行相关人士处获悉，江南水务的购买可转债的行动还未结束。按照江南水务拟购买“江银转债”的金额上限计算并实施转股，江南水务持有该行的股份比例可能超过5%。若后续江南水务增持顺利进行，或将成为江阴银行第一大股东。

　　江阴银行的股权结构分散，前十大股东以民营股东为主，持股比例均不高于5%。从2023年三季报数据看，该行前十大股东中单个股东最高持股比例仅为4.18%。除了北向资金（持股比例4.03%）之外，其余多位民营股东。

　　公开信息显示，江南水务是一家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其前十大股东中有两家为国资企业，注册资本9.3521亿元。江南水务也发布公告表示，通过购买江银转债并实施转股成为江阴银行股东，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开拓公司业务布局，与江阴银行实现资源互补并发挥协同效应。

　　与江阴银行情形类似，无锡银行的可转债也将于1月底到期，转股率同样急于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长城人寿刚“举牌”无锡银行。根据无锡银行日前公告，长城人寿持有无锡银行股份1.076亿股，占该行总股本的5.00%。

　　公告同时显示，长城人寿持有“无锡转债”的面值也进一步增加，截至2023年1月11日，长城人寿持有“无锡转债”为3738.6万元，占“无锡转债”未转股余额的1.28%。市场也一度猜测，长城人寿下一步是否会继续增持转债并转股的方式增持无锡银行。对于险资而言，前述可转债转股属于“溢价”扮演 “白衣骑士”，结果如何，有待事实验证。

　　银行可转债退出多以“转股”为主

　　可转债退出方式包括提前赎回、回售、到期兑付以及被强制退市四种情况，前三种是较为常见的方式。其中，提前赎回仍是可转债退出的主要方式。在二级市场股价走势理想，触发条款的前提下，发行人希望投资者转股，实现“双赢”。

　　银行发行可转债可以追溯到2003年民生银行发行的“民生转债”。受证监会收紧了定增政策影响，2018年之后，银行可转债加速起量，尤其是中小上市银行积极发行，短短5年间就发行了近20只银行可转债。

　　记者梳理，自2018年上市至今，已陆续有5只银行可转债完成强赎退市，规模自30亿元至300亿元不等，包括江苏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以及常熟银行发行的可转债。

　　在2019年，就有“常熟转债”、“宁行转债”、“平银转债”三只银行可转债集体摘牌。其中，平安银行发行的“平银转债”转股期仅不到2个月就完成了99.99%的转股，常熟转债、宁行转债转股期也只有一年左右也实现绝大多数转股。

　　究其原因，2019年A股转暖，在权益市场高景气带领下，银行板块二级市场走势理想，银行正股股价走势较容易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与历史过往不同，近两年，银行板块二级市场的表现较为低迷，银行股陆续跌破了市净率，难以下修转股价，可转债的持有人更不可能溢价转股。当前银行转债面临的普遍问题是，转债临近期满，但转股比例又极低。

　　记者梳理，于2024年到期的银行可转债有四只，均为苏南四家上市农商行发行，即江阴银行、无锡银行、苏农银行、张家港行发行的“江银转债”、“无锡转债”、“苏农转债”和“张行转债”。当前，除了苏农银行有近50%的转股率，其余均较低，其中“张行转债”转股率还不足1%。

　　此外，未来四年间，还有13家银行发行的可转债临期，规模自几十亿元至几百亿元不等。其中，2025年就有浦发银行发行的500亿元“浦发转债”与中信银行发行的400亿元“中信转债”期满，但有99%以上可转债未转股。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对比此前历史上银行多数可转债均99%以上的转股率，后续的银行可转债是否还能达成高比例转股？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如何扭转当前局面，需要另辟蹊径，发动机构股东或引入新的机构股东购入可转债转股增持股票，成为当前的可行的方案，但是否上述银行都能找来“白衣骑士”，是待解的话题。

　　引进股东“救场”

　　与当前江阴银行、无锡银行眼下的困境相同，去年一季度，光大银行曾遭遇了同样的情形。

　　光大银行发行的300亿元A股可转债“光大转债”（自2017年3月17日至2023年3月16日），在临近摘牌前，也有大比例的“光大转债”未转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尚未转股的“光大转债”占其发行量的比例高达八成。

　　进入2023年一季度，银行股走势普遍低迷，光大银行股价走势一时难言起色，这时候“光大转债”转股溢价率超过了15%，难以调动起债券持有人转股的热情。

　　于是，出现了在即将摘牌的前夕，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华融）紧急“救场”。

　　2023 年 3 月 16 日，“光大转债”最后转股日这一天，中国华融才迅速通过可转债转股方式，将其持有的1.40亿余张“光大转债”转为光大银行A股普通股，这一数量占据了“光大转债”发行总量的近五成（46.67%）。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转股前，中国华融并未持有光大银行股票。转股后，中国华融持有光大银行普通股41.85亿股，占该行普通股总数的7.08%，成为了光大银行主要股东。

　　最终，“光大转债”累计转股金额227.31亿元，赎回“光大转债”面值总额为人民币72.69亿元，占发行总额的24.23%。

　　机构股东可转债转股增持案例不少

　　不同于前述紧急“救市”，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间，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以及成都银行、宁波银行等银行均出现过股东通过可转债转股增持的案例。

　　其中，江苏银行与宁波银行的案例较为相似，两者皆是因为正股股价走势符合预期，在转股期，股东积极转股，实现盈利和增持“双赢”。例如，江苏银行第一大股东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9月1日至11月16日，以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该行股份407.23万股。而这一阶段的转股溢价率只有-0.084%。

　　此外，南京银行、成都银行的股东则是积极购入可转债，并溢价转股增持股份，助力提高市场预期。

　　例如，南京银行于2021年6月15日发行了200亿元规模的可转债“南银转债”。而在2022年这一年，南京银行有5家机构股东以可转债转股方式溢价增持该行股份。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南银转债”的平均溢价率为13.94%。

　　上述增持的股东包括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以及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例如，当时法国巴黎银行以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南京银行股份1.83亿股，占该行2022年末总股本的1.77%。

　　不过，此后银行板块二级走势并不火热，至今“南银转债”转股进程并未进展多少。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南银转债”尚未转股的金额占其发行总额的比例还有83.0832%。

　　与南京银行股东溢价增持一样，成都银行的外资股东也上演了溢价增持的操作。

　　成都银行发行的80亿元可转债“成银转债”，起止日期为2022年9月9日至2028年3月2日，截至2023年底，转股比例为35.04%。

　　来自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 Berhad）于2023年5月份通知成都银行，已累计将其持有的12.65亿元的“成银转债”转为成都银行9100万股A股股票，持股比例合计增加了1.58%。转股后，丰隆银行持有成都银行的股份比例为19.57%。

　　根据丰隆银行权益变动的时间（2022年12月06日-2023年5月8日），记者统计choice数据发现，这一阶段，“成银转债”的转股溢价率为18.24%，5月初的转股溢价率也在20%以上。

　　对于为何银行股东不惜选择通过可转债溢价转股的方式增持股份？业内的观点较为一致，即，一方面，机构股东看重长期股价走势，忽略短期亏损；另一方面，借此提升股东自身的持股比例，并分享商业银行长期高分红收益。